不能形成统一的类器官培育标准，临床应用标准化生产和可重复性面临了一定的困难。其次，尽管脑类器官能模拟人脑的某些特性，并显示出与人类大脑相似的细胞类型和部分结构，但目前构建的类器官通常缺乏血管系统，无法完全模拟缺血性脑卒中血管阻塞的核心病理，缺少免疫细胞浸润，难以模拟脑卒中后复杂的神经炎症反应以及机械应力、流体压力等微环境信号，与真实体内环境存在差异，这使得其在完全模拟缺血性脑卒中后的复杂病理生理过程方面存在局限。再次，虽然脑类器官为药物筛选提供了新策略，部分研究成功应用于抗缺血性脑卒中药物的验证，但类器官毕竟是简化的体外模型，药物在类器官上显示有效，不能等同于在复杂的人体环境中同样有效且安全，如血脑屏障缺乏直接影响药物的分布和抵达病灶的效率，这些因素限制了类器官用于药物筛选的评价标准和体系的统一。
 

最后，由于建立和维持人类诱导多能干细胞来源的脑类器官培养体系的高成本，专业的细胞培养技术和知识，单细胞转录组、蛋白质组学等多维组学信息的整合，多重因素提高了技术的复杂性和成本，进一步限制了其在许多实验室的广泛应用。未来应加强脑类器官与动物模型和临床研究的衔接，建立标准和质量控制体系，脑类器官技术有望在缺血性脑卒中乃至更广泛的神经科学和药物研发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出自《脑类器官区域特异性在缺血性脑卒中建模和药物开发中的应用》作者李瀛，王全玉，冯崇义。